抓状元
摘要：
“人生无常，有多少事情是能够自己做主的呢？自己做主又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左右自己的人生呢？所以所谓的选专业也就变成了一个过... 
“人生无常，有多少事情是能够自己做主的呢？自己做主又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左右自己的人生呢？所以所谓的选专业也就变成了一个过场，和我们人生中其他的过场一样，只是个形式主义的仪式。”
——马雁
飙车
2024年6月25日，早晨十点半，雾很大，下着雨，湿滑的沪昆高速上，三辆商务车前后行驶。
打头的是一辆白色商务车，一黑一白在后面并排紧跟。突然，后面的白车开始加速，超越了黑车。黑车不甘示弱，立刻追上，咬住白车。打头的白车越开越快，要和后车拉开距离，一黑一白两辆车在其后追逐。
黑车司机黑着脸开始加速，我坐在后排，左手握住车顶把手，右手给朋友发消息——“开始飙车抢人了”，朋友回复：“听上去好像警匪片，罪犯口中有惊天秘密，两家抢着带回去审讯”。
加上我，这辆黑车里挤了五个人，都来自A大学招生组。我在A大学读大三，现在的身份是招生组的学生志愿者。副驾驶坐着老师，正在咒骂两辆白车“不地道”，而旁边“不地道”的白车，则属于B大学招生组。
我们都在追逐的第一辆车，里面坐着这一年G省高考的理科第一名，换句话说，“理科状元”。
特勤
前一天，6月24日，2024年G省高考放榜日。
分数将在这天20点发布，我所在的A大学招生组全员待命，任务是在出分的第一时间，拿到高分考生的情况，迅速建立联系。
19:52，工作群里突然跳出第一条消息：一位考生提前查到分数。
倒计时提前结束，消息涌入：“韩xx，分数673，排名257”；“张xx，分数677，排名159”；偶尔也有这样的话：“考生考砸了，不愿透露”。
这些100开外的排名对招生组来说不太重要，真正值得关注的字眼是“屏蔽”，那意味着考生排名极高，甚至有可能是状元，屏蔽是为了防止炒作。
19:59，第一个“屏蔽”出现。两分钟后，第二个，第三个......消息停在20:13，第八个。
更多消息传来：物理类有两个总分最高，一个裸分最高，共三位“状元”。坏消息是，其中一个总分最高是“黑马”，没有出现在前期摸排名单当中，A大学得到消息已经晚了，必须立刻出发。
20:16，我接到微信电话，“收拾东西，可能要下地州”。
此前，我被分入一个特勤组，组长洪老师，带三个学生志愿者：一位理科女生，一位研究生学长，加上我这个文科生，文理均衡，有老有新。特勤组的目标，用大白话说，是“抓状元”，我所在的小组负责抓的正是那匹黑马。
放下电话，我翻出一个红色塑料袋，装上换洗衣服、充电宝，立刻到酒店门口待命。我们住在一所五星级酒店，是A大学招生组的驻地，B大学驻地在附近另一家酒店。两家酒店的共同点是，都距离本省最好的一所高中很近，方便联络高分考生。除了AB两所大学，这里还驻扎了复旦、交大、哈工大等大多数顶尖高校的招生组。
20:21，一辆黑色奔驰商务车开到酒店门前。开门，上车，立即出发。
直到现在，我们只知道状元的基本信息：旭东，选考物理，家住关城，中学在兴市中学。此外，具体位置不了解，联系方式不了解，但车不能停，只能先开上出城高速。车里没有人寒暄，气氛严肃。
省会到关城的距离是一百四十公里，走沪昆高速1小时40分钟。
在车上，招生组开始调查状元的信息。远程提供信息支持的志愿者在群里逐步告知：状元居住的小区名、门牌号、本人和父母手机号。我们开始分头联系，一位志愿者加状元QQ，另两位加微信；老师加状元父母微信，同时给状元打电话。
调查和联络只花了二十多分钟，20:48，状元母亲的电话接通，我们得知，B大学已经在几小时前（那时还没出分）就到达状元家中，正准备将状元接回省会。对方在出分前到达，用老师的话说，这意味着在招考院“有内鬼”。
特勤组组长洪老师语速变快，开始说服状元家长，让他等待A大学招生组到家中沟通，“交叉验证信息”后再做决定。状元家长答应等待。
同时，我们对状元的“调查”继续，通过状元本人和家长的朋友圈，更多信息浮出来：
状元是男生，就读于兴市中学——G省内一所超级中学；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感兴趣，报考了B大学心理强基（这也是他没有出现在A大学名单的原因）；喜欢二次元；通过翻找家长朋友圈，洪老师判断状元的“母亲可能更强势”。
洪老师转头，让我联系校内的动漫社团，要“安排一个女生，待会和状元介绍A大学的动漫文化”。他认为，状元会对我所在的文理书院下设的心理、脑与认知专业（下称心脑认知）感兴趣。
前线志愿者在微信群里更新情况，本部老师立刻响应。招生组像一支部队，“本部”设在省会，整体协调全省招生工作，远在北京则有整个招生工作的大本营“招办”（招生办公室），负责分配各地的招生计划数、调配名额，提供信息和物料支持。
老师在群里发来下一步安排，提醒我们招生的策略——
一，以情动人，不急着聊专业；二，老师志愿者分别对接家长和状元；三、如果学生或家长主动提及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兴趣，不要顺着心理与认知科学的专业聊（这是为了转移状元对于B大学强势的心理专业的注意力），而要从大学教育的特点切入，从而引出文理书院重视大学通识教育的培养特色，和其下设心脑认知专业的独特优势。
紧接着，本部老师又在群里传来文字材料，里面一条条列出文理书院的优势。
车里，洪老师继续在前排和状元家长打电话，不断重复“再等一下，A大学招生组马上就到”，其他两位志愿者在后座低头敲字，和状元用微信、QQ多线联系，黑洞洞车里只有手机屏幕的亮光和洪老师的声音。
一个小时以内，招生组会比状元更了解他是谁、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专业——黑色商务车在高速上奔驰，追逐一个状元，就像瞄准猎物。
我把要点信息打在备忘录里：和他先聊动漫，然后聊心理学，再聊A大学的大师、实验室和丰富资源，不要谈前途远大，不要谈钱、功名和保研，要先谈神经科学、人类文明和文理贯通的教育。
现在，状元的大部分信息都已经清晰，唯一模糊的是他此刻的心情——会不会因为小区的昏暗和狭窄而局促，正在紧急收拾卧室？还是在等待招生组上门的那半个小时里，在脑海里排练自己的兴趣、经历和个性？
车开到状元家楼下，已经是晚上10点，县城边缘很安静，只有我们倒车的提示音在回响，我开始在脑海里排练和状元见面后的第一句话。
相遇
见到旭东的三年前，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我揣测着招生组会说的第一句话。2021年 ，我在G省参加高考，拿到一个很高的分数，和状元一步之遥，被纳入招生对象之中。那天，我也见到了这样一辆黑色的商务车。
那年出分时刻是0点。原本我和朋友的计划，是在外面晃到零点查分，要么一起庆功，要么借酒浇愁。下午六点，偏偏下大雨。朋友说，老天都让我们回家等出分。
0点，在分数从卡顿的查分系统中跳出来以前，我刷新了不知道多少次白茫茫的页面，还接到一个B大学的电话，问我“状态怎样”。
这时班群里出现一个传言——有人说我拿到了状元，我回复，“还没有确切消息，希望大家不要乱传”。
辟完谣，分数出炉，状元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也排在前列。A大学的学姐此前已经和我取得了联系，我把分数发过去，她回我：马上到。
00：57，学姐发来消息：“我们到楼下了”。下楼，我见到了那辆黑色奔驰商务车。学姐从车里走出来，第一句话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三年以后，我见到旭东的第一句话也是这样。原来如此。这辆黑色商务车是如此这般接近我，捕捉我，直到我坐上这辆车，成为其中一员。
到旭东家中，B大学的三位志愿者坐在客厅——其中两位是我高中的学妹。2022年和2023年，我都参与了对她们的招生工作，但她们都没有选择A大学。熟人相见，面面相觑。洪老师开始和家长聊天，我按照安排，先进卧室和状元聊天。
旭东个子不高，皮肤黑，戴眼镜，刘海飘在眉上，讲普通话算标准，但不分平翘舌。我问他，为什么喜欢脑机接口？像许多同龄男生一样，他爱读科幻小说，爱看动漫，对脑机接口的喜好也与此相关。他说，目前脑机接口研究以“输出”为主，鲜有人关注“输入”方向，而这正是他兴趣所在——我插嘴，“是不是和《刀剑神域》有关系”，状元有点害羞，“没错”。
他跟我分享脑机接口输入当前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技术，二是伦理，为此他阅读了许多哲学、伦理学的书籍；他又和我聊起缸中之脑和“中文屋”，都是哲学史中和意识有关的重要问题。状元接着说，他能接受做学术所需要的时间成本，父母也有稳定工作，没有后顾之忧；至于可能的金钱压力，进入大学后，他会争取拿奖学金和勤工助学。
他说自己不是特别努力的那种学生，高三读完了整套《东京喰种》漫画，成绩也比较波动。班主任对他很包容，最后几天找到他，说，心态放平，开心就好。考后，班主任告诉他，当时“有赌的成分”，如果没考出来，那么他就是“押错了宝”。
聊完出来，状元的家长带着两校招生组到楼下的烧烤摊吃宵夜，我们开始一起吐槽北京的灰暗、拥挤和海淀的无聊，也在暗中渲染各自学校生活的美好：A大学的吹嘘更大的食堂和体育场馆，B大学的聊起更短的军训和更协调的性别比例。
招生第一晚，两校招生组会想方设法说服考生去自己的驻地过夜，能留住考生的第一晚，那么能把他们留到最后的概率也更大。时间太晚，夜间开高速不安全，两边招生组和状元家长协商后，决定入住最近的酒店，第二天再出发前往省会。
最重要的问题没人提出，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谁送状元回省会，到省会去哪儿。第二天7点30集合，我提前半小时起床，下楼吃早餐，和对方招生小队的三人正面相遇，然后坐在一起吃了顿饭——整顿饭我都在试图说服对方：招生就是来玩一玩，别抢得太认真。
吃完饭，A大学小队开车到状元家。状元父母在单位，他本人给我们开门，睡眼惺忪，说自己一夜没睡，到早上才眯了一小时。寒暄两句，状元回房间休息，我们坐在客厅等待B大学小队。
B大学的人来了，问题被摆上台面：坐谁的车？A大学提出，送到“第三方场地”——老师动用私人关系，联系了G省数据管理局的场地，用作两校招生组与状元一家交流之处。对方一开始拒绝这一提案，认为“第三方场地”仍然是我们的地盘，僵持了一阵，对方三人点头，但提出状元和家人要坐他们的车。
早上9点，车开上回省会的高速。状元一家坐B大学的一辆白色商务车，志愿者坐另一辆；A大学志愿者则坐前一天从省会开来的黑色商务车。之后，就是开头的追车桥段了。
离目的地只有1公里不到时，戏剧性的情节出现了：三辆车在十字路口停下，向右是数据管理局，白色商务车却选择了直行，前车刚过，绿灯转黄——我打通状元的电话，让他和我共享定位，发现前车果然加速开往B大学驻地所在的酒店。
追到B大学酒店楼下时，对方招生组大部队已经围住了状元和家长坐的车。我们冲下车，想找B大学的三个志愿者要个说法，但他们三人也被大部队包围了起来。在酒店楼下领头的，是与我同届的高中校友M，他大我一届考入A大学，但选择了退学，并在复读一年后成为状元，报考B大学，现在是招生组最得力的干将。
M的第一句话是，“没必要吧，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简直像是拍电影。我心想，这件事想必在他们招生组内有了截然不同的版本。果然，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内部把这件事描述为，“A大学招生组冒着风险在高速上飙车”。
木已成舟，状元和家长被B大学招生组簇拥进了酒店，A大学预定好的场地泡了汤。
拉扯
“抓状元”之前，我们在酒店的“指挥室”里接受培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和B大学招生组保持体面，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
另外一条更重要的规矩是保密。首先是对外保密，招生期间，任何信息不能对外泄露，既是防止流传至“友校”处，也是为了避免舆情；其次是对考生保密，在出分后的前三天，考生并不知道自己的确切排名，招生组要把信息和主动权握在手中。
出分第二天上午，状元被“抢走”后，洪老师带着我们坐在B大学驻地酒店的大堂等状元。对方志愿者走过来，邀请我们“上楼一起吃饭”，洪老师拒绝了，也谢绝了他们给我们点的外卖。他们的招生人员在酒店大堂进进出出，我们视而不见，时刻盯着电梯口会不会出现状元的身影。
14：19，状元下楼，我们把他接到A大学驻地。A大学用来吸引状元的筹码是文理书院，为状元准备了豪华阵容，先和招生组长面谈，再和文理书院院长视频对谈。
后来我得知，B大学也用类似的招数对状元发起“攻势”。他们用通识学院作为筹码，从状元的兴趣，也就是心理学入手：先让状元和毕业于同一个高中，正担任心理协会会长的直系学长通话；又找来心理系大名鼎鼎的网红教授Dr.魏和状元一对一交流。
当天，状元决定住在A大学驻地的酒店。看来这番攻势中，A大学更胜一筹。
入住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旭东和家人要去拜会在省委任职的亲戚。此前我们已经得到这个信息，群里发出一张G省省委常委的百度百科截图，老师说，“这是旭东的表姨夫，家里后边会征求他意见。”
送状元一家去亲戚家之前，招生组长在群里转发了一条新华社的消息，内容是B大学的科学家在神经科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组长嘱咐：“千万不要让他（状元）看到这个新闻，但是咱们要先做准备，有可能B大学会宣传这个”。
18:50，我们用奔驰商务车送状元去亲戚家。二十分钟后，车到省委小区，厅长下楼接走状元一家。
21:30，旭东和家人出来，当晚回A大学驻地过夜。与此同时，B大学仍在线上和状元保持联络，劝他当夜回自己学校驻地。状元婉拒，“大晚上偷跑不太合适”。他保证，第二天早上八九点一定过去。23点，状元告诉我，B大学志愿者可能会到A大学驻地，我叫上了三个志愿者，到一楼大堂待命。
果然，不到半小时，对方志愿者出现在大堂，我看见了另一位高中校友L，他和我一届，是我高一的同学，如今是B大学的招生骨干。L告诉我，他负责对接状元，一定要把状元带走。
我把L拉到一旁，对他说，“状元有九成概率要来A大学，咱们也没必要争。”看他犹豫，我补充，“我估计，他明天去和你们再聊最后一次，就会回来和我们签约了。”
L告诉我，他每次联系旭东，旭东都语焉不详地表示“明天一定会做决定”。听了我的话，他在大堂徘徊几分钟后，带着志愿者们离开了。我们约定，第二天一早用A大学的车把状元送去B大学，再最后“聊一聊”。
6月26日，出分第三天早上9点，我陪旭东一家在酒店吃早餐，然后送他们去B大学驻地。 路上，旭东接到武汉大学雷军班的电话，对方说能为状元“提供100万奖学金”。洪老师听到，笑着对状元家长说，“不如让他先去读半年，把钱拿了再回来”。
我们信心满满坐在B大学酒店的大堂等待，没想到，形势急转直下。10点半，我们得到消息：旭东目前对B大学更感兴趣，可能准备签约。洪老师立刻在群里通报，“（旭东）和B大学聊完思想波动比较大，正在让他下楼，我和他再聊聊”。
旭东下楼，洪老师带着我们迎上去，把旭东爸爸和旭东拉进了大堂角落的保安室，顶上门，开始游说。旭东的担心主要跟专业有关，他对脑机接口感兴趣，而A大学相关专业太新、规模太小，且更重视应用而非理论；相比之下，B大学相关专业则有更深厚的积淀和更宽广的发展口径——唯一的遗憾是也许和应用结合不够紧密，他希望在本科阶段打好基础，也为自己留出普通心理学的退路。
老师抛出的回复是，在专业水平上，两所学校本就差别不大；而A大学相关专业规模小、年限短，反而意味着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人均资源，毕竟学校一定会给新专业足够的面子。
旭东爸爸又提出，B大学能够许诺10万元一等奖学金——而A大学此前仅承诺5万的保底奖学金，另外5万则需要入学后再行申请。洪老师立刻说，另外5万需要申请的奖学金只不过是走个形式，“对方能提供的，我们都能提供”。
纠缠到12点，旭东依然倾向B大学，我们只好讪讪离开保安室，回到大堂。对方志愿者聚在门口，欢声笑语，还给我们买了咖啡。
洪老师邀请旭东，下午到A大学驻地接着聊，但旭东下午还得去走亲戚，傍晚有可能回到关城。洪老师在群里更新进度：“看起来还得再跑一趟关城（旭东家）”。
下午，洪老师私信我，旭东可能已经签约了对方学校，他带着我和另一位招生老师，找到旭东在省会的亲戚家楼下，准备最后一搏。在车上，洪老师愤愤道，“在招生组，是我们求考生，到了学校，就反过来了”。我猜他的意思是，在招生组，讲师教授们围着高分考生团团转；等到考生进入学校，权力秩序回到原状，考生们再想和老师聊人生聊理想，就需要提前约时间、看脸色了。
旭东亲戚家楼下，一张乒乓球桌前，我再次见到了旭东，这次我没有插话的机会。老师们围绕着“勇气”开始了最后的尝试。陈老师出身于文理书院，他跟旭东聊起“第一批”的意义，成为第一批学生意味着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凝聚力和信仰，“一个可以探索的沃土胜过退而求其次”，言下之意是，与其选择更稳妥的B大学相关院系，选择更新但更前沿的A大学相关院系才更有勇气，也更适合老师们口中那个成熟、独立、有思想的旭东。
因为旭东如此“有思想”，不把他招进来，会成为陈老师的遗憾。洪老师接着陈老师的话头，说起他第一次见到旭东时，就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光”。
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学者”，必不可少的是勇气，离开前，陈老师对旭东说，“哪怕你去了B大学，也要勇敢地去追求、坚持下去”。两位老师接着问旭东，愿不愿意晚些和心脑认知专业的老师打一个电话，进一步交叉验证。旭东说，他下午要和朋友出去玩，可以傍晚聊。
晚上8点整，旭东上线，我们却得知他此刻不在亲戚家，而在B大学驻地。我们想尽办法，希望旭东“不要在B大学驻地和A大学老师沟通”，旭东没有回复。
21:51，群里发来反馈，旭东班主任向招生组表示，旭东已经签约了B大学。
22:14，旭东给我发来消息，确定了这件事，“这两天麻烦你们照顾了”。
洪老师让我告知旭东，就算已经签约，“综合判断之后也可以重新选择，不要有压力”。
两校招生，都遇到过考生签约后临时改变意向的情况，所以双方都会继续争取，也时刻保持警惕。B大学招生组的L告诉我，那时他们也有此顾虑，担心我们招生组实际已经跟旭东完成签约，再让旭东假装对他们有兴趣，前往B大学当间谍。我之前私下跟L说的，“旭东大概率会选择A大学”，更让他们加深了怀疑。如果旭东真的是我们的“间谍”，那么他将有可能通过私下接触，趁机撬走其他高分考生。
无论如何，抢状元告一段落，但我还留着一个问题没有问出口。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旭东就对A大学的培养方案和模式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认可，为什么在短短两天接触后，就斩钉截铁地转向了B大学？我想，专业差异并不是真正的答案，而真正的答案，我要到两个月后才知道。
德比
2024年6月26日，旭东确定签约对方学校的这一天，有朋友给我发来一份PDF：《2024年A大学河南招生手册》。他问我，“这是你们学校的吗？太夸张了”。
我打开查看，这是一份很长的文件，分为8章和一个附录，目录如下：
第1章 招生工作的基本目的和出发点
第2章 招生工作的基本流程
第3章 招生志愿者的工作
第4章 河南考生的生源特点和心理分析
第5章 了解我们的对手：B大学河南招生组
第6章 了解我们的共事方
第7章 历年招生经历给我们的招生志愿者工作带来的反思
第8章 招生工作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附录A 河南省行政区划、车牌号、区号和代码一览
手册的内容堪称“惊悚”。第4章，是对于河南考生常见的特点、兴趣，以及各地市重点生源中学的分析，其详细程度不亚于一份调研报告，节录如下：
“郑州市区主要生源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文）、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郑州第二外国语学校、郑州四中（文）、郑州一中。 ……其中郑州外国语学校比较亲近A大学，而河南省实验中学则略微偏向A大学。两校校方不怎么干预学生。”
在第5章“了解我们的对手”里，则有这样一段话：
“俗话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既然我们明确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不得不说一说我们的对手，即B大学河南招生组……其中的部分招生人员，毫无良心、毫无节操、毫无廉耻、毫无下限。用 24 个字概括来说，是‘人员丑态百出、挖坑用心良苦、手段人神共愤、恶行罄竹难书’......”
接下来，是极为详细的，对于“对手”自2009年起，各年份招生活动和策略的详细分析，如：
“2014-2015 年，B大学的打法依然是许诺金融、通识学院，把考生从工科引开，同时还出现了给考生送钱、许诺高额奖学金、通过政治手段给考生及其家庭施压的行为。显然这几年A大学对对手的打法感到了极大的不适应。.....”
这份文件的出处和真伪至今未获得确认。我询问A大学河南招生组的志愿者，得到的答案是“不了解情况”，也有人猜测，这份文件是B大学招生组为了丑化我校招生组的形象，而恶意伪造的。
整份手册长达47页，图文并茂，排版精细。不论这份文件出自何处、真伪如何，不论其到底是A大学的招生秘籍，还是B大学泼污水的工具，其篇幅之长、制作之细都折射出，在这个人口最为密集的省份，两校招生走到了何等境地。
一位同学评论道，“河南招生组组长要一夜白头了”。PDF被截图发到小红书上，标题是“有的学校你别太好笑了”，帖子很快被删除。
除了各省份内部的硝烟，在两校专业院系之间，亦存在这样的针锋相对。在一份名为《手撕A大学文理书院指南》的文件中，作者称“A大学文理书院的自由是一场骗局”“（A大学）不具有作为教育者的基本诚意”。
这样无从确认来源的文件在两校招生过程中比比皆是，相同之处在于，文章作者总是流露出对“自己人”的无条件辩护，和对“敌人”的极度憎恶。
2015年6月29日央视《新闻1+1》节目中，评论员白岩松称清北的招生大战，“既是海淀德比，也是北京德比，更是中国教育的德比”。德比，一般指同城球队之间的足球比赛，这里被借用来指代招生。但说到底，招生更像一场战斗，双方也常常以“打仗”的心态对待，有明争，也有暗斗。
那份招生手册里这样解释招生的意义，“招生考试之仗，表面上是在与隔壁兄弟高校打，深层次是在和自己打，本质上是现行高考及录取制度下，减少信息壁垒，促进信息通畅，遵从考生意愿，杜绝后悔遗憾的最有效方式。”
据参与过G省招生的一位学姐转述，前任B大学招生组老师曾在内部说，要和A大学“搞一个君子协议”，进行和平招生——也就是不把学生锁在酒店里，不私自把学生运到北京去（以避免考生和对方接触）。然而当年A大学招生组一边表示认可，另一边转头就把同学“运走了”。B大学的老师大为光火，对志愿者说，“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我想起，曾在政治哲学课程的书上读到德国法学家施米特的话，“政治就是划分敌我”——反过来说，有敌我的地方一定有政治，招生亦如是。
2024年招生，B大学志愿者带着一个西瓜来到我方驻地“慰问”，我方回赠两瓶东方树叶。两校有时会有志愿者到对方驻地游走，打探消息。有一次B大学带着一帮考生去郊区玩，A大学派出两个志愿者，跟着玩了一天。
偶尔也有剑拔弩张。2022年招生时，我和几位志愿者护送刚跟A大学聊完的考生到对方驻地，考生进房间咨询，我们被截留在房间外，对方几个志愿者也走到门外和我们面对面站着，沉默对峙。
考生也会主动参与到这种政治当中来。我不止一次听说，曾有考生把两校招生组叫到自己家中，让他们当场“辩论”。
一切关乎胜利。2024年6月24日，招生培训那天，组长穿了一件写着“旗开得胜”的t恤。他指着这四个字，收尾道：“今天我专门穿了这件衣服，祝招生取得全面的胜利，祝我们招到最合适的同学”。
蓝图
2021年6月，在那辆黑色商务车上，A大学的学长告诉我，这两天时间，他们都会陪着我，随叫随到。
车里，所有的谈话都围绕我。学长问：你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了想说，想过一种“智性”的生活——这是高三的我能想到最体面的词。具体来说，可能是给某本文化杂志撰稿，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读读写写，和朋友聊抽象的话题，也许每个月出去旅游一次——我后来才知道，这种关于生活的悬空想象和大学无关。
学姐说，那你来对地方了，A大学能给你提供这样的可能。她给我展示了她加入的一个校内“学生骨干计划”，里面的学生精致体面，在世界各地尽情发展自己的公益心与“领导力”。成熟、独立、有想法，学长对我说，“你和其他考生不一样”。
招生老师又说，可以安排我去参加“状元营”“骨干营”，全国各地的状元都将到那去，言下之意是，虽然我不是状元，但只要选择A大学，就可以享受同等待遇。说完，他又补了一句，你可以说服状元和你一起去——状元是我的同班同学。
出分第二天，我到A大学所在的酒店面谈。我说对国际组织感兴趣——那意味着某一种精英、体面，又深具意义感的工作。老师加上我的微信，给我发来一个电话号码，是A大学负责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输送工作的老师，“你晚上可以直接给她打电话联系，都说好了”。
一切都近在咫尺，似乎有了这个分数以后，世界就在出分那一刻对我敞开了。
出分以后，许多我只在学校的光荣榜上见过的名字出现在微信的好友申请里：来自A大学美院的学姐说，美术学院的课程适合我；B大学影协的学姐给我热情介绍B大学的电影文化，上大学后，我还找她买过一张电影票。
还有小奥学姐，她给我发来很长的消息，讲述B大学的自由、包容和几乎无穷的可能性——小奥是我们高中毕业的传奇人物——在高中时，她每天中午只睡十分钟，每天要求自己写出一篇高分作文；在B大学，她则脱离了这套优绩束缚，写小说、办社团，成为一位典型的知识青年。她的话接近一种启示：来B大学，你可以和我们一样。
和A大学签约后，正式填报志愿的前一晚，B大学的招生老师打来电话，告诉我，原本不能承诺给我的专业现在可以给我了，并且能给出10万元的一等奖学金。在我和小奥学姐对话的最后，我说，“可是我已经和A大学说好了”，她回复，“（你）不用（对学校）负任何责任，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任才是真的”。
三年后，我参与对旭东的招生，也看到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大学生活蓝图。
在旭东家他的卧室里，我被安排第一个和他对话。不用思索，我就能用招生的语言描述大学生活：食堂、体育馆、自由恋爱、社团活动，奖学金和出国交流机会。
最吸引高中生的内容之一也许是出国交流。我拿自己当例子：跟着学校去全国各地实践，也去过欧洲和非洲交流，刚刚结束在香港一学期的交换。我使用的，是会吸引高中毕业时的我自己的语言。
我也想暗示旭东，大学也许还有更复杂、更现实的一面，像他一样的状元，在校园里也许有几百个，他不会是特别的那一个。但招生老师就站在卧室门外，话到嘴边变成，你很聪明，要自己多了解信息，好好选择。
在我之后，是招生老师轮流上阵，告诉旭东，大学里有大师课堂、自由空间，有跨学科的思想碰撞，也有充足的奖助学金。
按老师的说法，本科四年选的不是专业，而是打开生活的可能。在A大学，一个人能变为“一个完整的人，视野开阔的人，将来能做大事情”，在A大学，不只是能学习心理知识，更是从心理角度出发去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
当然，在老师口中，“生活的可能”也得依托足够的资源，只有A大学的文理工资源，才足以支撑这样的蓝图：全球限量的设备、国家的重点关注和足够的自由度，还有和院士导师面对面交流请教的机会，简而言之，这是一个老师们“自己都想去重新读一遍”的本科专业。
描绘完蓝图，老师夸奖旭东成熟、独立、有想法——这样的学生当然能做大事，这样的学生当然要来A大学。
成为招生组志愿者后，我意识到，招生组有点像你可以在屈臣氏和服装店见到的导购。如果店里正好有顾客中意的衣服，且价格合适，那么导购会不遗余力地说服顾客买下它。
虽然有时考生自己都不知道他想要的那件“衣服”到底是什么。今年的案例是，北京的考生在跟招生组见面时就清晰地表达自己想去学人工智能相关的数学方向，那么招生组能做的就是顺水推舟；而中部某省的一位考生只知道“想学计算机”，那么招生组的引导和操作空间就相当大了——还曾有考生父母因为觉得国际关系是做外交官，而希望孩子能够报考国际关系专业。
如果顾客迟迟拿不定主意，为了防止顾客转投他店，导购要做的就是为顾客选定一件衣服，让顾客觉得那件衣服适合ta——除了按照需求引导考生选择专业，招生组做的还有创造需求、感受与氛围。
招生两个月后，2024年8月，我再次见到已经入学的旭东。我问他，为什么最后“突然”转向了B大学？毕竟，和他聊天时，我和招生组老师都认为他已经倾向了A大学。他的答案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从被招生组接回省会那天开始，他就已经决定要去B大学。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分出了胜负，招生组是为了一个不可能的目标而“努力”。
原因很简单：A大学时刻不停的关注让他难受，尤其是洪老师，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更让他和家人难以接受的是，我方老师动用关系联系到了他在省委的亲戚，这让他家一方面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对这样的作风感到不满。相比之下，B大学招生组的氛围让受到过分关注的旭东感到放松。
我想起2021年，我在A大学的酒店和老师聊完后，提出想到B大学看看。同样的黑色商务车把我送到酒店楼下，不同的是，没人簇拥着把我接进去，我背着书包，找到一个看上去没事的志愿者，说，“我是文科第三名”，他让我坐在房间里等等。
房间里的志愿者来来往往，围着考生和家长，但没人关注我。等了几分钟后，B大学一位理科老师坐到我面前，递给我一本招生手册。老师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重新问了一遍我的姓名、选科和排名，然后对我问到的每一个专业交口称赞。他又问我的爱好，我说，“电影，新闻”，老师立即回答，新闻，很好很好，我们的新闻有悠久的传统；金融？金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出国交流机会，但你这个排名不一定能选到金融。
走下楼，A大学招生组的商务车仍然等在那，学长笑着对我说，“我们回去吧”。
博弈
2021年6月29日晚0点，志愿填报系统开放，每个考生有三次填报机会。志愿者学长给我发来微信消息，以作凭证：
“因为G省招生目录中没有登载文理书院，所以请你先填写经济、金融与管理类，并且勾选服从调剂，我们将在录取时将你录取到文理通识类，你可以将这一段话截图，并与备忘录回执、最终志愿确认截图一道，作为书面依据进行保存和监督。”
在他的见证下，我点开填报系统，开始填写志愿：
一志愿：A大学
专业1：经济、金融与管理专业
专业2：社会科学试验班
二志愿：B大学
专业1：工商管理类
专业2：文科试验班类
专业3：新闻传播学类
三志愿：复旦大学
专业1：新闻传播学类
确认志愿。剩余修改志愿次数：2次。
第二次填写，确认志愿。剩余修改志愿次数：1次。
第三次填写，我点下红色的“确认志愿”按钮，拍摄了一段视频，“3，2，1”，我在视频里倒数，确认志愿，弹出窗口，“剩余修改志愿次数，0次”。
“好的！欢迎加入A大学”，站在身边盯着我操作的学长开口，现在我们都可以松口气了。
尘埃落定的时刻推迟了两次，从6月8日高考结束，推迟到6月24日晚0点出分，又推迟到29日志愿填报系统开放，三周不到的时间里， 我们做出据说是人生最重大的决定之一。
直到填报志愿前，为了规避风险，招生组会“手拉手”联络考生，争取与考生“签约”。签约，更准确的说法是“签备忘录”。备忘录是招生组关于专业的书面承诺，保证考生被某一个，或某几个专业中的一个录取。
21年和B大学面谈时，招生组告知我，我的排名不够高，没法保证金融的名额，只能先观望排名靠前考生的选择。而A大学则给我承诺，所有文科专业“任选”。
如果不签署备忘录，那么筹码就在考生手上。打个比方，某个高分考生对经管、计算机都感兴趣，而这两个专业都仅招1人，那么直到他签署备忘录为止，招生组都必须保证这两个专业不被分数更低的考生拿走。在这期间，其他想选这两个专业的考生就有可能会流失。招生组自然希望尽早地将每一个“萝卜”放进“坑”里。
但这份备忘录并没有真正的法律效力。如前面所说，考生可以毁约，而招生组是用名校的名誉为备忘录背书。与其说这是一次合作，不如说这是一场博弈。
一位学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2020年，A大学某专业在省内理科计划招生2人。那年省会有3人想报考这个专业，甲是省前十，乙和丙则先后排在稍低一些的位次。按照规则，甲和乙应该获得这两个名额。
然而，变数在，甲和丙是好友，而为了争取高分段的甲，招生组许诺甲和她的朋友丙能够共同被录取，乙则没有获得任何承诺。如果按照招生组的引导选择其他的专业，那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直到学长不小心在乙面前说漏了嘴，透露出甲和丙拿到专业名额一事——天下大乱，乙来到招生组，要求那个本属于他的专业名额。招生组不得不调配了一个外省名额，以满足乙的要求。
对三位考生来说，这仍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除了学长因为捅了娄子，被招生老师“骂哭了”，他造成了严重的招生事故。
另外还有一种招生事故，事关分数线，对学校来说更难接受。假定某一年A大学计划录取线是680，有一位685分的考生本来可以上A大学，却在填志愿时选择了复旦交大，从而让他的位置空了出来；此时有一名考分670的考生大着胆子填报A大学，那么他就有可能被录取，而A大学的分数线却因此被压低到了670。
在招生池子里，所有人的选择环环相扣。靠后的考生想选高分专业，自然难以做到；而高分考生执意选“低分专业”，因为会影响到靠后的考生，也并不被鼓励。高分考生们，总是被引导到那些“热门专业”，并将之视作他们的自由选择。
制度
招生结束后，我把故事讲给了一个外校朋友，听完他问我：为什么要有招生组？为什么需要抢人？
招生老师说，招生是让合适的考生去到合适的学校；那份真假存疑的“招生手册”，则将其描述为“双向选择”，然而哪怕没有招生组，大部分“状元”们也会自发地在两校间做出选择。
故事的第一种讲法，招生是造福考生。
旭东给了我一个观点，他认为，招生组在竞争过程中，势必会为了拉拢考生，而主动提供更多信息。招生组对本校的认可和赞扬不见得完全可信，但招生组或明或暗地道出的，其他学校的不足，却实实在在地有参考价值。
另一个造福考生之处在于名额。按照招生组组长老师的说法，本年招生的成绩越好，下一年当地就有越多的考生有机会进入A大学。
故事的另一种讲法中，招生的“和平竞争”，被看成是学校和制度逻辑的结果。我国曾存在过三种高考填报志愿的方式，考前报志愿、考后估分报志愿，和出分后报志愿。
B大学招生网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先出分，后填报志愿”制度下，考生先拿到分数，再将分数与高校专业一一对应，填报志愿时往往将分数而非兴趣和能力作为考量标准，不求专业合适，但求不浪费分数，加剧唯分数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新闻1+1》访谈中指出，招生大战的原因之一是现有的招生制度下“学校的招生政绩观”影响，对于学校来说，分数线是重中之重，AB两所大学“就要比自己是第一还是第二，其他学校也会比自己排在第三还是第四”。
新京报对此评论：“在一些大学办学者眼里，录取分数是重要的办学政绩，如果分数线下降，就无法向师生、校友交代，因此，大学对一线招生人员是下了任务书的，为提升分数线，招生人员也就拼了。”
B大学招生网的文章称“制度设计逼迫你（高校）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考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则不得不和高校进行谈判。招生因此变成“依据分数高低进行的拍卖和交换”，而这同样是制度设计导致的结果。
传教
另一个我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参加招生工作？学生志愿者们在招生工作中得到了什么？
我询问身边志愿者，也结合自己的经历，得到几个可能的答案。首先是回家的诱惑。招生组能够报销志愿者的返乡费用，在部分省份，志愿者还能按工作天数拿到食宿和交通补贴，2022年，这个数字在G省省会A大学招生组是180元/天。
招生还很好玩。连着很多届，A大学G省招生组的学生志愿者们都会拉一个名叫“吃喝玩乐”的微信群，一方面是志愿者们在结束连轴转的招生工作后在里面约桌游、唱歌、大餐；另一方面，与A大学签约后的应届考生也会被拉入群中，被邀请参与到志愿者们的娱乐活动中来，这是确保他们始终留在A大学视野内的重要手段。
参与了多次B大学在G省招生的彭学姐，告诉我她在招生组找到了一种“集体温暖”。彼时她刚刚转到一个陌生的专业，和室友们也兴趣不同，所在的学院班级概念也非常弱，一年能开一次班会已经很好，因此她那时在学校里“整体上没什么朋友”。而在招生组，大家会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招生老师会用“我们是战友，要一起战斗”的话来鼓励志愿者。
每年招生季，书院的师生都会组建“招生信息支持群”，在里面分享招生信息、书院物料，也会分享“对家”的黑料。有时候，你会感觉大家是共进退的“同志”“伙伴”。
共同的家乡、相似的成长背景和同一个目标，也让招生组成员间的距离被拉近。彭学姐告诉我，招生过程中，学长学姐和同学们会很快注意到彼此的情绪波动，及时地互相安慰和鼓励——这一切让彭学姐感到安稳。
我也感受过这样的快乐。2022年招生，我们在房间里玩“海龟汤”，规则很简单，主持人说一个谜面，参与者通过问问题来接近谜底，但主持人只会回答是或否，一般谜底都惊悚又猎奇。工作结束后，我们躲在酒店房间里，把灯全关掉，一人一句话，等着谜底出来，一起放声尖叫，进入大学以后，我很少体验这么快乐的时光。
也许还有一些更隐秘的收获，比如虚荣，只是这很难和人聊起。每次回到高中做招生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环就是进班宣讲——志愿者们回到高中，向高二的学生们传授学习经验，顺带宣传自己的大学。而台下坐着的高中生们，就有可能是下一年的状元。
这种虚荣类似“衣锦还乡”，出于这种虚荣，志愿者们在黑板上留下联系方式，期待有人继续来讨教和交流，而的确总会有人来加。因为被接近而虚荣，正如我自己被招生时，因为和光荣榜上的那些名字接近而感到虚荣。
2022年第一次招生时，我大二，回到高中宣讲，主题是“博雅教育”，这是我所在的学院的特色。那个时候，我深信博雅教育可能且可以在我们身上实现，也相信它能洗净应试教育的遗留。
宣讲前一晚，我熬夜做了一份PPT，在里面罗列了听上去诱人的人文和艺术课程，从官网上复制下学院的培养目标——按照它的说法，教育不应该是把人变成专业机器，而是应该让人借由教育，更好地找到自己的意义。
我又费尽苦心追溯到这个学科的师资和历史，试图说明的只有一件事：在分数之外还有更值得追求的东西，我正身处其中，你们也可以。
讲台底下是清一色的校服、眼镜和袖套，那是为了避免圆珠笔迹蹭脏外套。有人从头到尾盯着我，有人在课桌底下，也许在看课外书。他们在忍耐，像我曾经忍耐学长学姐们的陈词滥调，又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站在讲台上面，能说些不一样的话，比如学习其实并不是为了高考，是为了到大学以后每天睡到自然醒，读书旅游看电影，在湖边谈恋爱。
我们清楚地明白高分从不许诺远大的前途，却忍不住在潜意识里，把大学——从而也是其背后的高考分数——与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
宣讲时，我的语气是模仿高三开学典礼时，一位南京大学新闻学院老师的演讲，他神采奕奕地描述他大学毕业后如何当记者、做节目然后又在学院安顿，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生活是旷野”的最好注脚。
演讲的最后，他话锋一转，告诉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准备高考，这是必要的“规定动作”，做完之后，自然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为了这些超越性的东西，你们应该忍耐，你们不得不忍耐。为了忍耐，你们不得不想象一种超越性的东西。简单来说，上了大学就好了。
但到了大学我才知道，彼岸变成了毕业、工作、年假时的旅游......没有尽头，该怎么忍耐？也许正是为此，志愿者们到了彼岸后，仍然孜孜不倦于招生，一份像传教一般的事业。
招生工作受挫时，两校招生组往往用这样一句话来自我安慰：“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个人命运”。言外之意是，大部分的志愿者相信自己的工作是“助人”。
参与招生的前几年，彭学姐一直坚信自己是在帮助考生，直到2018年，她参与了小刘的招生。那天，小刘被邀请到B大学驻地，几位老师同学和他聊，彭学姐站在屋外。一位B大学老师对着彭学姐说，“你去跟他说一下A大学文理书院的问题，劝一下他来通识学院（和文理书院定位相似的B大学学院）”，但彭学姐当时对A大学文理书院一无所知。老师看到她迟疑，又催促她，“没事儿，你说”，彭学姐犹豫了一下，走进了房间。说的时候，因为“有做亏心事”的感觉，彭学姐急匆匆说完，离开了现场。那时起她意识到，招生是“会有失偏颇的一个工作”。
小刘最终选择了A大学。招生结束后，彭学姐给小刘发了个道歉消息，“我其实并不了解文理书院，很抱歉之前做出那样的评价，祝你大学生活顺利”。
同样是B大学资深志愿者的L告诉我，招生时，他倾向于把大学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理解为自己的问题，在潜意识里“相信考生能够克服（自己遇到过的困难）”，而对大学可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避而不谈。对学校的缺点避而不谈，对不了解的专业不懂装懂，这是许多志愿者曾经有意或无意做过的事。
2022年夏天招生时，我告诉来找我咨询的学妹，”既然已经考了这个分数，必须在AB大学里面选择，那么文理书院会是你最好的选择”。那时我也会在朋友圈里吐槽大学生活，吐槽体育锻炼、集体活动、课程任务量，但吐槽的原因，其实是自己没有做到更好。
后来，学妹去了B大学。2023年，我进入大三，封锁结束，但生活已经彻底改变，我开始厌恶这所学校。
2024年，在旭东家里，我再次遇到那个学妹，她变成了B大学的招生志愿者。一起吃饭时，两校招生组的志愿者又开始了吐槽，学校食堂不好吃、体育课太累、男女比例不均衡......我同样这么说，A大学最大的问题是男生太多、地方太大，一定要学会骑自行车。
我心里想，其实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有毒的竞争文化、太小的私人空间，无休无止的鄙视链。这些话说不出口。 既是因为招生老师就坐在旁边。 也是因为说出口无异于在旭东面前否认了我自己的选择。
有时志愿者们由衷地相信，有时他们心口不一，但心口不一并不等同于欺骗，里面没有谎言，只是对自己生活的辩护。
尾声
2021年的4月，高三，我第一次见到A大学的招生老师。还有两个月高考，两校的招生老师先后到学校来，和文理科排名前列的同学面谈，介绍学校、加油打气，更重要的是留下好印象。
见面地在行政楼的一间办公室，谈话的同学们坐在中庭等待，大部分是理科生在互相吹捧——这是竞赛班的常态。
一对一谈话，一位同学聊完叫下一位。理科同学一个个走掉，终于轮到我，进门前，我轻轻清了一下嗓子，推门，老师先开口，“同学你好。”
“老师好”，我说。他开始跟我聊现在的生活节奏、学习情况，我感兴趣的专业和志趣。
“你有当状元的潜质”，老师低着头翻着手上的名单，没有看我，“我从没有看错过人，17年的理科状元，高考前从没有考过年级第一，我说他能考状元，他最后果然考出来了”。
我噎住。他抬头盯着我，“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睡觉，好好运动，不要刷太多题”，老师的语气不容置疑——我只需要按照他说的话去做，然后就会像他口中那些“考出来的人”一样，登上光荣榜。
好好睡觉、好好运动，不要刷太多题。这几句话像一道口令，对着一个虚荣的高中生宣告：你是特别的。在此以前，到一所还不错的大学读新闻系，毕业后当个记者，这是那时我对“大学”和未来的全部想象——这是“状元”这个词第一次和自己关联起来。我被俘获了。
再次见到这位招生老师是两个月后，出分第二天一早，班主任发来消息让我去学校。按惯例，高分考生们会在出分第二天早晨回校，接受校电视台采访、和校长老师合影。
到学校后，两校的招生组都已经在了，这位招生老师也到了。离着四五米，他张开双手，我闭上眼睛，他身上的汗味太重。他说，“我知道你可以考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话他不只对我说过，只不过我真的考出来了。重点中学、实验班、尖子生，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标签是还没有刮开的彩票，但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兑现。
2024年春天，我读大三，到香港交换，去跑马地看了一场赛马。规则比我想的简单：每场比赛前，观众凭着马的名字和过往战绩提前下注，十元一注，最高能翻百倍。夜幕下跑马场里灯火通明，穿衬衫拿啤酒的老外大声喊叫，“Run！Run！Run！”，赛马只顾着跑，听不见下注和喝彩的声音。
赢钱的赌客围住骑手，夸奖一通，再接再厉；赌输了的大骂一声，然后去找下一匹好马。对招生组来说，这些潜在的高分考生就像赛马，而他们下的赌注不是金钱，是一点时间和关注。
千万匹考生里面的“胜利者”，最后只是变成了赛马，区别在，赛马跑完以后去休息，学生们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刚进入大学第一个月，我跑到B大学去听戴锦华的“电影概论”，在此以前我只知道她是“大师级”的电影学者，而我认为自己理应喜欢电影。问了B大学同学，带上笔记本，提前买了饮料，曲曲折折，跑到理教一楼早早占座。
那正好是学期第一堂课，人满为患，更像讲座。她说电影作为镜、窗又作为木乃伊之种种，语言曲折古奥，我没能都听懂，只顾着记笔记。 讲课快结束，我紧张地排练很久，举手提问，正好被B大学官方录下，传到b站，我在朋友圈转发，心里想，真好，我参与到了那种在高考前幻想的“智识生活”里。
下课铃响，我跟着一大批提问者走在戴锦华身后，一路上人越来越少，走到B大学图书馆前，她和学生们离开，我停在原地，不知道该往哪走。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和室友讨厌学校的集体锻炼，买了十节网球课，周末骑共享单车到北体旁边，高架桥下一片没有阳光的网球场地。上了两节课后，疫情抬头，封控，不再能出校。疫情结束，我们再没时间打球，四年过去，十节课还剩八节。
第一学期结束，我和中学好友、大学新同学们互写明信片，说我们要开始做朋友，或者继续做朋友。
我参与过班团、院级、校级活动，做海报、办晚会，晚上9:45下晚课后开活动会议。大一某次活动结束，和社团的同事聚餐，有一个环节集体给社团主席敬酒。从此我再也没去过那个社团。
封锁开始，我每天对着平板电脑，窝在宿舍吃集中配送的盒饭，寝室里一天没人说话。2022年下半年，为了把健康码变成绿色，我跑到重庆“洗码”，在集中隔离的酒店里躺在床上发呆。
我还跟风报名过一个咨询案例比赛——几个本科生对着财报分析，做精致到字体行距的PPT，一等奖直通咨询公司实习。那段时间，我对投行券商的鄙视链谙熟于心。再下一步，应该是大三大四找两段实习，接下去的名词是bonus、package、return offer（实习留用）....直到参与了一次咨询公司的实习，我意识到自己过不了每天穿西装的生活。我放弃了。
四年过去，我没有进金融机构，进入了媒体实习。每天为了选题在手机上狂刷新闻，在周一的地铁上昏昏欲睡。
2025年6月21日，毕业典礼。我把书本寄走一批，卖掉一批，5元一本，最后卖了不到两百元。我带走了一厚叠明信片与信，带走了一个网球拍，一叠工作证。上网课用的平板电脑寄回了家。
研究生面试时，老师问我，大学印象最深刻的课程是什么？我说，是大一有一门课叫“大学之道”，不讲知识，讲“大学应该怎么过”。课上老师反复地说，自由意味着选择，选择意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不是大家想要什么。
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去告诉他们想要什么，杨德昌在《麻将》 里说。我心想：不是这样的，我当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必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毕竟，身边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如此确信他们想做的事。
每年11月，学校道路两边挂满新的海报，印着当年特等奖学金得主的履历。在A大学，他们代表着本科生发展的最高标准。基本上遵循这样一个模式：高绩点、三到四份学生工作，一般至少是部长、一个体育奖项。总有人设法在蓝图里安顿自己，也总有人没法安顿自己。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招生看作骗局或者陷阱之类的东西：刚刚从应试教育里走出的考生，被哄骗着走到自己也看不清的高处，然后为那些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选择负责。后来我发现，招生组不得不存在，不只因为考生们需要信息和指引，也不只因为两校间的博弈，更因为考生们已经消失殆尽的想象力。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蓝图用那么多年搭起了一座没人能看见终点的螺旋阶梯，从县中、衡水、北大附，到双非、985和清北。为了能够日复一日在阶梯上前进，所有人被告知，他们需要想象生活是轨道，轨道后面是旷野，那里有无穷无尽的可能。
但近距离地审视过生活后，不得不面对一个残忍的结论：理想的生活不是眼前的每一种生活。生活没有蓝图。后来我没有成为名校博主，没有拿特等奖学金，也没有过上幻想中的“智识生活”，快乐都和蓝图无关。
2024年8月，我在北京见到旭东。大学生活刚刚开始，旭东抱着极高的热情。他跟我说起刚刚发生的竞选：他还没弄清楚竞选的规则，来自北京某名校的同龄人，已经记得了全班同学的姓名和籍贯，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班干部。
旭东告诉我，他正在尝试接触心理学方向的老师，希望入学之后能获得进入实验室科研的机会。他又说起他的计划，在实验室有科研经历后联系老师，运气好或许能拿到一封推荐信，然后去国外读博士。他还没有找到老师，但他相信会找到的。
在招生时向我打开的无尽可能性，在进入学校的那一刻又都隐蔽了起来。他们仍然存在，只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始终看到。状元们进入校园后变成芸芸众生，从此以后，智力与努力不再是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大半年后，2025年3月，我又见到旭东。半年里他加入了院系的学生组织、乒乓球队，平时也打台球；成绩则没有那么理想，他说自己“分数很难看”。最近，他在了解大厂和企业的招聘信息，按照企业的招聘要求去安排自己的学习重点，至于上次见面时谈起的，进实验室做研究助理，旭东告诉我，自己“能力不够”。
我问他，还考虑脑机接口吗？旭东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个问题，告诉我，他仍然对脑机接口感兴趣，但以自己现在的水平，“太理想了”。旭东告诉我，他大部分时候在寝室里写作业、打游戏，有时熬通宵。开心的事情是，每周有一天，和朋友们在地下教室里打一晚上狼人杀。
我想起，大二暑假时，我和朋友们到婺源劳动，白天到田间种地，晚上喝酒，婺源的晚上很热，没人说话，我们像春游时偷偷溜出队伍的学生，在乡间马路上散步、看星星，外放摇滚乐。那里看不见A大学B大学、就业招聘会、博士研究计划，所有人也看不见我们。
文中人名、地名、学院名称均为化名
感谢徐凯律师对本文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