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马勇：现在制造出的大量论文垃圾，放到学术史上都没意义

摘要： 学人简介：马勇，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

学人简介：马勇，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学术史、儒学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叠变》《中国儒学三千年》《晚清二十年》《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等书。

采访人：赵逸轩、陈诗浣，学人Scholar团队成员。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01

我们这一代人，做学术就是偶然

学人:您生于1956年。与您同一代的前辈学者，大多经历过建国之初的动荡岁月，经历不同于后辈，走上学术研究之路，也多有机遇、偶然。请问，在您年轻的时候，是什么因素让您开启了作为学者的生涯？

马勇：你有个词语用得非常好，就是“偶然”，和你们不一样，我们做学术研究，真的是偶然的。我们在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还包括一些四十年代出生的人，年轻的时候都遇到了文革导致的停止高考招生。通常说“十年文革”，实际上高考停止了13年。等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76到1977年，就有一群知识界做教育学的老先生，呼吁官方和社会，应该恢复高考。此前的高校主要是通过“工农兵”推荐来决定谁可以上大学，选出的学生的整体知识基础比较差，更多是凭借“政治表现好不好”，甚至“和部队有没有关系”来决定前途。可见，考试制度被废弃之后，整个选拔机制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我父亲在粮食站工作与大队书记、文教干事等人稍有交情。我大妹妹就作为工农兵，初中毕业就去上了大学。而我在部队当兵，举目无亲，我在1974，或者75年也曾被推荐上大学，经过了考试、面试诸环节，但最后还是没有去成，据一位朋友告诉我，被一个领导的孩子顶替了。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员大概从1972年到1976年招生了几届。

我到杭州警备区当兵，当时的目标就是提干、入党，之后就回家结婚。因为当时全国没有人口的流动，农村人连后来进城打工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不去当兵，就和祖祖辈辈一样，生生死死都在这个小地方。但是到1977年，我们当兵的就没希望了，因为不再从农村兵源中提干了。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同时，1977年，国家经济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随着城市化、工业开发的规模剧增，全国出现了许多工厂，我从部队回来之后正好就赶上了农民工招工，我就算是中国的第一批农民工。我家乡在安徽淮北，所以就到了淮北煤矿挖掘队。煤矿被开采之前，就先由我们负责去打竖井、挖坑道。

图：1960到1970年代的淮北矿区

我在朱仙庄煤矿整整干了两年。那时国家刚刚恢复发展，百废待兴，需要大量技术人员，所以我当煤矿工的第二年，就通过考试考进了刚成立的淮北煤炭技术学校，属于正儿八经的中专。重回学校读书，让我们那一批从煤矿来的同学非常珍惜，好多同学相约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想方设法补习功课，争取参加全国高考，考上更好的大学。记得我那时和同学每周有几个晚上从宿县东关骑车进城参加补习，没日没夜补习一年，赶上了1979年高考，终于如愿以偿。

我本科上的是安徽大学历史系，我的高考分数里最低的数学只有13分。如果我能考63分的话，就可以直接上北大了。我能上大学是靠语文、历史和地理三门课。虽然我政治课一向也很好，但最后考了59分没及格。我英语是完全盲写的，全部选C。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也没有任何准备，因为时代原因，我们这一代小学到中学其实就没学什么东西，到了高中毕业的年纪，几乎可以说是耽搁了十几年。

分数出来之后面临填报志愿。因为我数学、英语分数很低，总分也不高，所以不敢好高骛远，只是报了几个省内院校，专业课选的也就只有最传统的文史哲了，我就报了安徽大学历史系。

为什么选择历史而不是中文、哲学？因为此前不久的时候，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批林批孔”运动，那时是1973到1974年。当时我正在当兵，也是高中生，因此连队读报纸差不多都是我来读。我当时迷迷糊糊，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东西，什么“焚书坑儒”，什么“秦始皇”，什么“儒家”，什么“法家”……我们中学没学过这些东西，所以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图：1974年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全国

因此到要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进了安徽大学历史系。我是1956年出生的，虽然不算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但也算岁数中等偏上的学生。最小的同学是62年的，最大的也有51年出生的。大学本科四年，最后半年我在考研究生，剩下的三年半当中，除了自己历史系的课，我还完整的去哲学系听了中国和西方哲学史的课程。因为我就是想要解决我之前的困惑——究竟中国的哲学史和思想史是什么样的？后来我就考研究生到复旦大学去了。我到复旦去，开阔了眼界。我选的专业就是专门史-中国文化史，真正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当中去，也就是“入了门了”。

图：1980年的安徽大学，图片来自安徽大学官网

我研究生毕业时候，工作比现在好找得多，当时我就直接到了社科院来了。本来是要派遣去侯外庐先生的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但后来给刘志琴老师将我换到了近代史所。刘老师是我的导师朱维铮先生的同学，她告诉我近代史所刚刚落成一幢宿舍楼和一栋办公楼，一进去，不用等，就能分到房子。那时没有后来的商品房，所有人都只能等着单位分房子。所以我毫不犹豫去了近代史所。因此我86年到北京来，88年我就有了一个20平米的平房。我在复旦学习的重点在中国古代史，毕业论文写的也是古代，汉代经学，只是那时比较宽松，我就进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然后慢慢就去做近代史。

到社科院来之前，我没有往近代史做过，因为当年和现在不一样，当年那些老先生给我们的感觉是“近代没有学问呐！”哪有什么“近代史”，就像今天有些人“觉得1949年之后哪还有历史？”一样。因此，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说“不读三代之下”，后来说“不读唐朝之下”。我在复旦的时候，一本本书的读下来，实际上读到唐朝，之后的作品就几乎没有了。虽然，我也跟着一个老师研究过一点明史，但更多的东西就不读了。主要就是当时的人认为，“越往后就越没学问，学问只在夏商周三代。最好的就是去学甲骨文，认识一个字，那就不得了。”但我是为了房子来了近代史所，近代史所的学问毕竟还是在近代，这样我就开始在近代史上下功夫。

从1986年开始，我一直读资料读到了1991年。几年的时间我没写过东西，就专门读近代史的资料。当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是从1950年代开始出版的，我大概用了五六年时间，一本本的读书、借书，读书、借书…一直到1991年。

当时的学术风气，其实和现在很不一样。我们很幸运，所处的环境很好，老先生常说，不要急着写东西，要专心读书。所谓“读书”，就是踏踏实实地读一本书，把一本书拿来看、看进去。不像现在，好像连本科生都得写论文。其实我们当时是完全不写的，我一直到评中级职称时都没写过东西。评不上也无所谓，评上了写几句应付一下也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学问。几句话一听，老先生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小伙子不错，有学问，表达得出来”，那就可以了。

我们真正得到的是什么？我算是下了功夫，花了大量时间在读史料上。后来也挺巧的，我原来做的是古代史，后来又转向近代史。这样一来，正好也契合了我们这行的一个理想，就是史学宗师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如果说我的经验，那关键其实就是“歪打正着”。既研究古代，又研究近代；做近代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古代的那一套。现在偶尔我还在做古代方面的题目，偶尔也写写。

所以，我的学术道路也确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我祖上没有人搞学问，我父亲只在私塾读过两年书，这跟学问毫无关系。我读本科的时候，他在家里让我读《论语》《孟子》，我朗读，他还会纠正我发音，说“这个字不是这样读的”，因为他跟私塾先生学的是古音——他知道这个不对，但我们家除了我父亲，没有人是搞学问的。所以我能走上这条路，说到底是偶然。但这一走，也真是不简单，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我一辈子除了干学术这件事，什么都没做过——没有当官，也没有经商。从1986年毕业，到现在，再加上之前七年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习，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一天也没离开过、也没转过行。

回头看，当年的确是阴差阳错才走到这一步。我后来招的学生里，也有跨专业的，比如有个学农的，是华中农大的。他来找我读博士，我说那你就做农学史的研究。后来我让他写《农学报》的研究，这份报纸是罗振玉编的，从1895年到1910年代。我通过关系在国家图书馆帮他弄了一张光盘，跟他说，你就一条一条地好好做出来。这种“学其他专业再来搞历史”，其实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假以时日，历史学的方法，总可以很好的融入其他的知识背景。

02

一路走来，我遇到了很好的时代和人

学人：在您漫长的学术人生中，哪些师友给了您比较大的影响和帮助呢？

马勇：那当然是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人。一路走来，真是感慨良多。大学阶段，尤其如此。

我本科是在安徽大学读的。这个学校到今天还是“211大学”，在安徽省内是重点高校，虽然在全国来说不算顶尖，但当时，我遇到的老师真的非常了不起。我是1979级，安徽大学历史系也就是那一年，我们这一届入学时建立起来的。老师们很多是从中学调上来的历史教师，有的是原来合肥教育学院的老师，文革时被下放，后来又重新请回来教书。

这些老师对我们管理非常严格，几乎是拿我们当中学生看待。每天晚自习都有人监督。我有时回想，觉得自己当了老师以后，根本没有像他们那样的耐心和投入。当年在那样一个并不特别突出的学校里，能有这样一群老师带着我们、管着我们，确实是非常幸运。

记得在读本科那四年，我在轻松而专注的状态下，把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典籍几乎都读了一遍。经史子，我那时从头开始，顺流而下，大致都浏览了一遍，这对于我后来的研究工作确实助益很大，使我知道遇到问题向哪儿找书。我后来一直告诉我的学生，书一定要诚实地读，不能寄希望百度寄希望于查找，看过和不看过完全不一样。

今天你们年轻一代面对的“商业机制”基本上是1992年以后才形成的，而在那之前，是没有这些压力和诱惑的。也就是说，当时读书就是读书，不为别的，只为自己学有所成。在安徽大学的那四年，正是这样的环境给了我潜心读书的机会。

后来考研究生，我的分数自然是很高的——否则复旦也不会要我。我记得是1983年去面试的。我是自己一个人跑到上海去的，那时我并不认识朱维铮老师。朱维铮当时只有四十几岁，在学界已经小有名气，但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谁是朱维铮，因为那时他也只是副教授，还不算特别有名。

图：朱维铮教授（1936-2012），江苏无锡人，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史学史等领域研究。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面试那天他问了很多关于学术史的问题。我是从外地来的，身上没什么包袱，因此回答得很自然。他问什么我就讲什么，讲得兴致勃勃。讲到一半，他还得打断我：“好了好了，别说了。”——因为后面还有别的同学等着面试呢。如果不拦着我，我还能接着讲下去。

他问了哪些问题、提了哪些书，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是某本书，也许是某个历史人物。但当时我几乎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侃侃而谈。我们师生的感情很好。朱维铮老师的古代史、近代史研究很不得了。跟着他读书的三年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读了大概一年多的时候，别的同学说，“你和朱老师，现在连抽烟的姿势都一样！”但我其实并没想刻意模仿，这完全是潜移默化。在我的同学中，大概我的研究内容是最接近朱老师的，他做的内容，我大概都碰过，其中最难的像章太炎研究，这是朱老师的强项，我的同学没有人去碰，但《章太炎全集》是我参与整理的。

我50岁的时候因为生病需要戒烟，大概花了三年时间才把烟戒掉，那时戒烟必须靠意志，加上生病，我每天都头晕脑胀的，一点思路都没有。在这三年里，我没有写一篇文章，就读一点章太炎的资料，编了章太炎的书信集、演讲集。当时章太炎全集经过两三代学者的努力还没编完。清史委员会的朋友知道我在做章太炎的资料，就找到了我，问能不能把资料合到一起。后来又申请了一个章太炎全集的项目给了30万，有钱了就更好干了。后来又有出版社来问，能不能把你的老师、师祖编的《章太炎全集》给补完。现在的20卷本《章太炎全集》，前面的12卷是章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几代人整理的，后面的8卷是我参与补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是下功夫读了章太炎的资料。后来我在其他很多方面受朱老师的影响也很大。

在我的学术进程中，受庞朴先生的影响也很大，他是《历史研究》的主编，几年前也去世了。庞先生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中比较冷僻的学问，像火历、公孙龙的名学，清代学者方以智等。他在当年名气很大，文革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给儒家平反。这是后来重新评价孔子、儒学的开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找到庞先生，想请他做一套四卷本的儒学的书，庞先生就找到了我。我又帮助找了几个师友一起完成。在那前后，庞先生参与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要为梁漱溟先生编一套全集，庞先生邀请我参与了其中一部分。我读梁漱溟的资料大概在毕业之后的第一年，应该得益于刘志琴老师的提醒，她和梁家有关系，他介绍我去梁家见过梁漱溟老先生。所以，庞先生领衔主编梁漱溟全集找到我，应该与此有关，由此又拓展了我的视野。

编完之后当然要写了，到现在为止，我应该已经写了五六遍梁漱溟了，但每次写并不是抄自己，而是有新资料或新思考了，去重新写。

图：庞朴教授（1928-2015），江苏淮阴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曾任《历史研究》主编。是中国思想史、儒家研究和出土简帛研究等领域的权威。

还有我们的老所长王庆成先生。王先生注意到我，是因为看到了一篇我写严复的小文章。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5卷本的《严复集》，30多块钱，当时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300块钱，我就咬着牙把这套书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的目标，当然是要把这个钱赚回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投给了《文史知识》，《文史知识》把它给发了，这样第一笔稿费就把这个钱弥补回来了。那篇文章今天看是不成样子的，我看到都会觉得很尴尬。当时所长王庆成刚好看到了我这篇短文，他当时跟严复的后人有一个合作项目，就问我愿不愿意干，我当然愿意干了。大概1987-1988年，我就帮着王先生整理严复的资料。后来，我就研究严复到了现在，今年才刚刚把我写的严复传重新改了一遍。可以说，如果没有王先生对我的肯定，我可能写一篇文章把书钱挣回来就拉倒了，不可能持续地做严复的研究。这几十年来国内外开研究严复的会还没有漏掉我的，因为我在这一块儿还算持续坚持的一个学者。所以我很感激王先生。

图：王庆成教授（1928-2018），浙江嵊县人，近代史学家，曾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精于太平天国史研究。

刘大年先生是近代史所的名誉所长，年轻时是做经学史研究的。我来近代史所后，他或许看了，或许听说我的毕业论文，写汉代经学的，据一位经历此事的老先生后来告诉我，大年先生想让我帮他整理近代经学方面的资料，一起做这方面的研究。可能是当时中间传话的人没讲明白，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这件事情没有变成现实。但到了1990年代初，抗战研究刚刚启动，在这之前抗战作为一个政治话题，并没有真正进入研究环节的。这时为了给1995年的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做准备，刘大年等一批参加过抗战的老先生出面组织学会，创办刊物，组织丛书，其中就有大年先生主编的一部抗战史上马。我和所里一批年轻学者一起参与，丁守和等老先生审读、顾问，这就是1997年出版《中国复兴枢纽》。这部书现在应该也成为名著了，翻译成了好几种外语。由于当时宽松的学术环境，里面的许多论述具有开拓性，当时我负责的是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

图：刘大年教授（1915-1999），湖南华容人，近代史学家，曾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先生在抗战时期冀西、冀南抗日根据地成为一名战士，建国后作为抗战史学家工作

刘大年找我谈话一开始就说，他虽然经历了抗日战争，但对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也没有研究过，也不懂，让我按照自己的阅读理解随便写。我被他这一忽悠，一下子写了20多万字。稿子交给他之后，大概一个月他看完，说找我来谈谈，他那时大概快80岁了吧，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干，能不能这样改一下，提出了几个问题，我很佩服他，就按照那个思路改了下；后来他说控制在6万字还是多少，最后就改出来现在这本书。在国内外对抗战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在这之前国内外学术界，包括台湾、美国，都没有把抗战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脉络勾画出来，讲出个整体，可能有对个别人物的研究，但都没有涉及对中国思想文化脉络的研究。我在这本书里应该算第一次把这个课题做明白了，讲清了抗战时期各个思想流派的发生演变及其主旨。后来所里组织的《中国近代通史》，仍然把我写的这一部分完整吸收了。

我也很感谢老院长汝信先生，大概在1990年代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之后，中央要求研究一下文明究竟是不是个问题。我们院就成立了一个跨学科的课题组，联合了18个研究所，参加的人员中我年纪最小，其他人都是老先生。后来我写了六七十万字，形成了《中国文明通论》这本书。

图：汝信教授，出生于1931年，江苏吴江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曾师从贺麟学习黑格尔哲学，关注美学领域研究。

这一辈子走到现在，我觉得主要还是我运气比较好，能遇到师友的赏识，给我提供帮助和机会，让我的研究面比较广。如果没有那些偶然的机会，我怎么会下功夫研究严复，研究中国文明呢？但是，参加这些项目，一个题目要做好几年，有时候也确实会耽误自己的事情，比如我其实一直想写一本经学史。但我觉得，还是很感恩这个时代，感恩遇到的这些老师，遇到的出版社编辑和媒体。我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人，比较好合作。我毕业之后大概三年就出书了，当时我只是个一文不名的年轻人，四川人民出版社就给我出书了；过了两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年给我出了两本书。我觉得我遇到了很好的时代和一批真正热心学术的出版人。有的老先生、老编辑不在了，但我确实经常会想起他们对我的关怀、教育。

03

创新要立足于踏踏实实的阅读和思考，没有办法偷懒

学人: 您做了很多涉及不同领域的研究，像抗战思想和严复研究。涉及一个很大的历史题目时，可能需要跑到世界不同地方找资料。您怎么看自己找资料的这段历程，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体会？

马勇: 所有的历史研究都要从资料开始。我读研究生时选题目也讨论了很久，一开始是研究汉代经学，最后慢慢规划为汉代春秋学。老师就指点我去外面找资料，上海图书馆，复旦图书馆，师大图书馆等，去那里翻看目录卡片，找和自己研究相关的东西。因为1980年代，国内电脑远远没有普及，没有任何网络搜索工具。后来到了北京，没课的时候，我就对研究所的图书做了全面的“普查”，把卡片盒子拉出来一页页翻看，看可能有什么东西和我要做的研究有关。然后再到隔壁的科学院图书馆去翻，再是国家图书馆，那时叫北京图书馆，离我们很近，骑个车子就过去了；再就是首都图书馆，那时好像在国子监，我从这些公共图书馆获益无穷。

图：文史工作者用以记录和归档材料的“小卡片”（左），以及存放小卡片的箱子（右）

我就在北京这个范围内，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清华博物馆……北师大图书馆去普查，普查做完之后需要做项目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找资料，就会想到之前好像在北师大看过这个东西。

那时候还没有检索目录，我们当年是这样来扩充自己的资料。后来慢慢的印刷品也多了，印刷品真正变多，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前，像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都是49年之前的，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没书，完全没有出版物。将来去研究的时候会很困难，因为没东西。

当时的学者都在写检讨，写批判文章，有的要批判胡适了，写几篇文章，最后结成个集子，这段时间是空档。等后来我们进入研究了，新书开始出来了。新书出来之后，我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会骑自行车到琉璃厂去，总会带回来一批书。我大概有十年时间到那儿买了好多书，后来等潘家园起来，再到潘家园去淘旧书。后来慢慢的，主题就比较明白了。找资料是历史学的基本功，就是傅斯年讲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学就是靠资料说话的，资料是第一位的。

现在当然就简单多了，你们这一代有大量的数据库，大量的检索工具，跟我们当年不一样。但是我对我的学生，我都要求他们要去读。对我们的年轻朋友讲，如果不去读，就指望着百度、谷歌是没办法建立体系的。你的体系来源于你的阅读。学问的最后是看你在这一代又一代的学问基础上，能够讲出什么新意来。没有整体性的贡献，那就很难，而这就立足于一本本的书。我当年不是为了做题目去找资料，而是读到足够多的时候，题目会油然而生。我是从先秦顺流而下，一路读下来的。在我的作品目录当中，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近代的、现代的都有。实际上一篇论文如果没有新意，我就不会强制去写了。我读公孙弘，觉得有点新意，写公孙弘那篇文章有一万多字吧，我也是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因为把资料读熟了，脑子里就建立一个问题意识，我要讲公孙弘，要讲一个什么问题，解构他的话就很容易了。所以，年轻的朋友还是要把重心放在读书、读资料上，在这儿下功夫，厚积薄发。

现在是一个功利社会，可能大家就无所谓，有个题目就做，实际上一个题目做完就结束了。你只有像我这种做法——在大量的阅读之后，而且系统挖的越多，你就有做不完的题目。这也谈不上经验，因为老一代都这样做，老一代人都知道，要把工具准备好。就拿中国史来说，无论做哪一段，工具要准备好，古汉语一定要过关。即便做近代史，古汉语也非常重要，越到近代的古文越难读。当代的钱钟书的古文字比理解汉唐要难得多，因为他刻意用典，还不如读《史记》、《汉书》，它们的典故少，越往近代用典越多。为了理解典故，我们会费很大的功夫，总体来讲也没什么捷径，真不是靠检索就能够构成文章的。

另外更不要用AI。一开始我的学生跟我讨论过，要用AI，但最后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你写的还是它写的，久而久之你就被它讲迷糊了，就不好了。我一直到现在对AI都是很谨慎的，我会在上面问一下，但是我绝对不把结果复制到我的文章当中去。一定要写自己的完整的表达，AI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参考完就pass掉，不要去积累它。人文科学是一个非常独创性的学科，想到哪个地方就写到哪个地方，这才是独创性。人文科学讲求创新，不然学问就没意义了。现在制造出的大量的论文垃圾放到学术史上都没意义，评学位、评职称可能有用。但是人类最后是在学术史上进行检讨，再过50年、500年的时候，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论文，还有没有后续研究者提及，这才是重要的，尽管研究者本人可能不知道了。但这才是历史，这就是历史学的贡献。如果你讲了之后，过了20年，完全从学术上消失，或者整个胡说八道，没意义，那就失败了。所以学术研究没有办法偷懒。它的创新就立足于踏踏实实的阅读和思考。

学人: 学人之前也访谈过人工智能方面的教授学者，提到人文学科确实不能依靠AI，因为这是一个独立的知识门类。而我自己的体会是，用AI有让人不放心的地方，有些史料居然是它自己生成的。

马勇: 这个最可怕，你根本没法验证，它编的很像，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真真假假的，我想就是不能用。上次北京电视台找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提出这样一个自动化的东西，可能反而让纸质书更有意义。总觉得我得还原到纸质书上，哪怕我是找PDF电子版，我也得还原到这上面去。因为你们现在刚刚起步，开始在这点上一定要建立很好的规则，否则你就弄不明白了。

我们讲一个小八卦：当代一位著名学者批评另一位著名学者的代表作有抄袭，因为是公开批评，我就找来看了。我看了之后，我认为就是当年不规范的情况下，被批评者稀里糊涂的可能是抄了研究先进的话，但过了一段时间抄者忘记了，就觉得自己也是这种表达，就被批评者揭发了，就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因此从一开始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学人：也可能是因为别的学科没有历史学很早就这么重视注释？

马勇：中文系不像历史那么严格。历史写作，我多年写作就是分成不同层次的。给大众看的，太过引经据典也不对。引经据典给大众看的话，就等于在折磨人，就把你的读者也给消灭掉了，是不对的，实际上学问是分成几个层面的。换言之，学术是一个良心活，不论你引证多寡，注释多少，都必须是自己的研究，但同时要注意自己预设的读者对象。写给大众的，就要让大众看懂，喜欢阅读，否则就没有意义。更专业的研究，本来就没有考虑读者，就是为了弄清问题，那么就应该广证博引，收集更齐全更完整的证据，不厌其烦，不厌其多。